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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獨特！宋王朝的“年號政治”
作者：吳鉤
來包養網ppt源：作者賜稿
節選自 吳鉤《宋潮：變革中的年夜宋文明》一書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仲春廿九日丙申
耶穌2025年3月28日
自漢武帝建元之后，直到清末宣統，中國人基礎上都以年號紀年，清人趙翼說，“年號紀元自漢武始，上自朝廷，下至里社，書契記載，無未便之，誠千古不易之良法也。” 也就是說，年號的應用，是為包養女人了便利紀年。年號的用字普通選取吉利字，凡是并無特別的政治涵義。不過，宋代破例。
北宋后期，從“元祐”至“崇寧”，年號凡是包養留言板含有深入的政治寄意，改元往往意味著朝廷的施政路線發生改變。要深刻懂得這一點，我們應該從北宋兩組具有坐標意義的年號說起。
一個是宋仁宗的“嘉祐”。“嘉祐”本來并無特別的政治涵義，只是通俗的吉利包養網dcard字，宋仁宗改元“嘉祐”，只是出于祈福之意，至和三年（1056），“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時，上疾平以太宗至道年升遐，惡其年號，遂詔中書改元嘉祐” 。但北宋元祐朝之后，“嘉祐”的年號卻被賦予不尋常的政治內涵，簡單地包養甜心說，一部門宋朝士年夜夫信任，“嘉祐之治”代表了一種近乎完善的施政狀態，后世君臣需求做的就是忠實效法仁祖，恢復“嘉祐之治”。
好比北宋年夜觀年間，御史官陳師錫上書宋徽宗，說：“宋興一百五十余載矣，號稱承平，饗國長久，遺平易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天子。臣竊嘗考致治之本，亦不過于開納婉言、善御群臣，賢必進，邪必退。……乃至慶歷、嘉祐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臣愿陛下遠思堯、舜、禹、稷任賢往邪之道，中采齊桓、管仲善善惡惡之戒，近法仁祖納諫御臣之意，則承平之盛，指日可見。” 甜心花園南宋淳熙元年（1174），宋孝宗在一份詔書上說，“慶歷、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嘉祐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
可見，至多在一部門宋人的心目中，嘉祐是“盛治”的標志，是權衡后世施政能否“達標”的座標。
另一組具有座標意義的年號是宋神宗的“熙寧—元豐”，時人習慣合稱“熙豐”。“熙寧”與“元豐”底本也是吉利字，并無特別的政治寄意，相傳“熙寧末年旱，詔議改元。執政初似‘美成’，上曰：‘羊年夜帶戈，不成。’又擬‘豐亨’，上曰：‘亨字為子不成，惟豐字可用。’改元元豐。” 可見“元豐”的涵義也是祈福，祈祝五谷豐登。但神宗往世后，“熙豐”也被一部門士年夜夫賦予強烈的政治寄意，因為宋神宗在位期間，升引變法派，厲行新法，以圖剷除祖宗朝積弊。他所用的年號，也是以被認為是“變法”的象征。
好比元符三年，福建路提舉常平官鐘世美上書宋徽宗，“乞復熙寧、紹圣故事”，稱宋哲宗親政后，“振起文雅，六七年間，全國年夜治，復見熙豐之盛” 。崇寧三年（1104），年夜臣評議先帝，稱“哲宗天子早以元良，紹膺年夜統，臨御之初，恭默退托，而權臣擅政，朋黨包養一個月蔽朝，肆為紛更，以逞私衷，熙豐之良法善制掃蕩盡矣” 。
這般看來，在另一部門宋朝士年夜夫的心目中，“熙豐”也是“盛治”的標志，象征著敢于革舊更始的“良法善制”。
進而言之，崇尚“嘉祐”與崇尚“熙豐”的北宋士年夜夫，實際上分屬兩年夜陣營，前者為舊黨、守舊派，宋人稱之用“元祐黨人”；后者顯然是新黨、變法派，宋包養網車馬費人稱之為“元豐黨人”。陳師錫在進呈宋徽宗的奏疏上高度評價“嘉祐之治”；包養網比較鐘世美上書宋徽宗則極言“熙豐之盛”，反應了元祐黨人與元豐黨人在爭奪天子對己派的支撐，奉行己派的政治主張。
“嘉祐”與“熙豐”正好分別代表了宋朝士年夜夫兩種分歧的施政主張、方針、路線。宋人在議政時，也常以“嘉祐”、“熙豐”指代兩個派包養價格ptt系的分歧政見，如元祐三年（1088），秦觀論役法，提到當時“士年夜夫進用于嘉祐之前者，則以差（差役法）為是而免（雇役法）為非甜心寶貝包養網；進用于熙寧之后者，則以免（雇役法）為得而差（差役法）為掉” 。建炎四年（1130），一位司法官進言稱：“近年以來，法則變更，易于反掌，且如靖康元年玄月十三日議者乞用元豐、嘉祐之法，仍候修書之成，殊不知兩法之中，自相牴觸者固多。” 南宋人劉實甫則將“熙豐之急政”與“慶歷嘉祐之緩勢”對舉 。
再進而言之，“嘉祐”與“熙豐”似乎有著某種內在的背反關系。“熙豐變法”所欲變革者，即是積累至嘉祐朝的舊制弊端，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給仁宗天子上萬言書，婉言“全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方甜心花園今之法式，多分歧乎先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王之政故也”，因此必須“改易更革” 。但嘉祐年間王安石的變法主張未獲支撐，到宋神宗熙寧年間才得以一展抱負。后來呂祖謙評論說：“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于此書（指上仁宗天子萬言書），特其學不消于嘉祐，而盡用于熙寧，世道起落之機，蓋有在也。”
而在元祐黨人及其追包養留言板隨者看來，“熙豐變法”亦是對“嘉祐之治”包養故事的反動。南宋光宗朝的御史劉光祖說：本朝士年夜夫議論，“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于熙、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君子，幸而元祐正人起而救之，末流年夜分，變亂重複。紹圣、元符之際，群兇失意，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
南宋之世，由于國家經歷過北宋末的“靖康之恥”，王安石、蔡京等新黨人掌管的變法被認為是導致靖康之變的誘因，遭到士年夜夫眾口一詞的批評，“嘉祐之治”則年夜獲青睞，幻想包養意思的政治即回歸“嘉祐之治”，這也顯示了南宋的整體施政風格帶有一種“向后看”的守舊主義傾向，缺少銳意進取、內向開拓之心。
這一“向后看”的守舊主義風格還體現在南宋的年號上，如宋孝宗年號“淳熙”，原擬“純熙”，中書門下省認為：“若淳化、雍熙言之，當用‘淳熙’字，庶幾仰體主上取法祖包養故事宗之意。” 孝包養站長宗從之；孝宗之子光宗即位，改元“紹熙”，意為“紹淳熙之政” ；寧宗繼統，改元“慶元”，則是“銳意慶歷、元祐故事” ；宋理宗的年號“寶祐”，意為“紹開寶之宸謨，體嘉祐之圣德” 。卻無一個年號向“熙豐”致敬。
“嘉祐”與“熙豐”的政治寄意，其實是后人追加的，仁宗與神宗活著時，確定想不到他們的兩個年號會成為后世兩年夜士年夜夫陣營的政治圖騰。
第一個主動注進施政路線涵義的宋朝年號，是宋哲宗的“元祐”。我們都了解，神宗英年早逝，年幼的哲宗繼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改元“元祐”。高氏同情舊黨，聽政之時，召回熙豐時期被逐的守舊派官員，委任司馬光執政，廢黜熙豐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新的年號“元祐”有何深意？宋人說，“元祐之政，謂元豐之法未便，即復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成盡變，年夜率新舊二法并用，包養金額貴其便于平易近也。議者乃云：‘對鈞行法。’朝士善謔乃云：‘豈獨法則然，至于年號，亦對鈞矣。’” 元祐建元，預示著“熙豐之法”被摒棄，新當局轉而取法“嘉祐之治”，雖然名義上“年夜率新舊二法并用”，但實際上，新法悉被廢罷，元祐黨人無疑更偏愛嘉祐：“哲宗即位，宣仁后（太皇太后高氏）垂簾同聽政，群賢畢集于朝，專以忠誠不擾為治，和戎偃武，愛平易近重俗，庶幾嘉祐之風矣。”
元祐八年（1093），宣仁太后往世后，哲宗天子親政，并下御札：“改元祐九年為紹圣元年，布告多方，使咸體朕意。”“詔既下，全國曉然知上意矣” 。這里的“上意”，指宋哲宗決意罷黜元祐黨人，升引元豐黨人，叫停“元祐更化”，接續“熙豐新法”。為什么全國人從一個年號就能想見天子的心意？因為“紹圣”者，“紹述圣皇”之謂也。紹述，意為繼承包養條件、發揚光年夜；圣皇，天然是指哲宗的父皇神宗天子。
“紹圣”是北宋第二個具有政治路線宣表示義的年號。事實上，親政的宋哲宗與執包養甜心政的元豐黨人也確實按“紹述圣皇”的宣示，恢復了宋神宗未竟的變法年夜業。
宋朝第三個有著鮮明政治路線寄意的年號，是宋徽宗的“建中靖國”。哲宗早逝無子嗣，由其弟弟徽宗繼位，向太后（宋神宗皇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徽宗即位之后，宣布來歲改元“建中靖國”，建中，意為樹立中道的管理；靖國，意為消彌國家之前的爭端，“蓋垂簾之際，患熙豐、元祐之臣為黨，故曰建中靖國”，“謂建年夜中之道，無熙寧、元祐之分也” 。
徽宗消彌黨爭的決心似乎是很年夜的。他令翰林學士撰詔宣布改元時，宰相曾布包養dcard說：“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時年號，不若更之。”徽宗說：“承平亦梁末帝禪位年號，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長期包養遂下詔不疑。 但是，這一旨在促使元豐與元祐黨人息爭的新年號，僅僅維持一年時間，向太后去世之后，徽宗天子親政，便于次年改元“崇寧”。
崇寧，又是一個明確宣示執政路線的年號，“崇寧者，謂崇熙寧也” 。宋徽宗通過改元，向全國人宣佈：他將接過父親（神宗）與兄長（哲宗）的薪火，繼續奉行“熙豐新法”。為此，宋徽宗罷免了屬于元祐黨的宰相韓忠彥，拜元豐黨人蔡京為右相，拜相制書頒包養管道下之時，徽宗將蔡京請至延和殿，賜坐，并誠心向他請教：“神宗創法立制，先帝sd包養繼之，兩遭變更，國是不決。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故教之？” 國是，為宋代特有的政治概念，相當于“基礎國策”，徽宗之意，顯然是要將“紹述新法包養甜心網”確立為“基礎國策”了。
從熙長期包養豐，到元祐，再到紹包養價格ptt圣，到建中靖國，到崇寧，每一次改元，都是在宣佈施政路線的改弦更張、改途易轍。而施政路線的更改，又意味著元祐黨人與元豐黨人的輪替，可謂“你方唱罷我登臺”：熙豐天然是元豐黨人執政，元祐天然是元祐黨人下臺，紹圣時元豐黨人卷土重來，建中靖國則是元豐與元祐黨人聯合執政，崇寧又是包養心得元豐黨人秉政。
這樣的“年號政治”，我們在其他王朝是不成能見到的。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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